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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我在布拉格參加了一場很不一樣的區塊鏈大會，Devcon4，類似蘋果的WWDC，以太坊生態的參與者基本都到了。這次活動大概有3000多人參加，來自中國的參會者特別少，大概50人。和之前我參加過的國內區塊鏈活動不同，Devcon4有一種強烈的理想主義氣質。不管是臺上的演講還是臺下各自的交流，幾乎沒有人討論幣價，大家關心的主題就兩類：1. 技術上有什么新進展2. 技術之外我們還能做什么去幫助區塊鏈世界發展的更好四天的會議，我一直處在這種氛圍中，真切感受到了Culture shock ，同時也有很多疑惑，為什么中國區塊鏈行業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呢？我隱約有些答案，但是總覺得缺了一張拼圖。直到Devcon4最后一場panel，主辦方請到了Stewart Brand，老爺子慢慢講述往事的時候，我好像找到了那張拼圖。Brand在國內最廣為人知的應該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和《全球概覽》。其實他的人生遠比這本雜志更豐富多彩。他不單做出了被喬布斯稱為“影響硅谷一代人”的全球概覽，還是60年代嬉皮運動標志事件Trip festivel的主辦者之一。

1966年 他公開呼吁NASA公布一張能看到地球全貌的照片。

1968年 他幫助Douglas Engelbart完成了"Mother of all demos"，展示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技術：Hypertext,Email, 鼠標和視頻通話。

1985年 他和朋友一塊成立了WELL，首個公共影響力巨大的在線論壇。

1996年 他又做了Long Now Foundation，鼓勵人們從長期視角考慮問題，比如一萬年后人類會怎樣？看著臺上的老爺子，我意識到雖然同在一個地球，但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做出上述任何一件事情。這半個世紀，中國和西方就像是在平行宇宙里各自發展，改革開放之后聯系多了起來，現在情況又變了，未來會如何還真說不準。Brand出生于1938年，中學就讀于扎克伯格的母校，1960年畢業于斯坦福生物系，22歲。如果生在中國，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接下來會有怎樣的經歷呢？1966年 正是文革開始的那年1968年 開始上山下鄉1985年 改革開放之后的反復期，鄧小平首次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96年 好像沒什么重要事件，但沒關系，已經離得夠近了 王興說過這么一句話，中國當下的很多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人均GDP太低了。另外一句是，去一個地方之前，先查查當地的人均GDP多少，就能預估當地的大致情況。這兩句話粗暴又真實。近二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后，中國的GDP勉強擠到了80名左右，距離美國和歐洲差距依然遙遠，而且越往后越難追。從物質基礎上看，我們本來就在兩個世界。這次在布拉格，我和Airbnb的房東聊天，他和我年紀相仿，專職做民宿。他和很多中國房客聊過，知道北京的生活壓力很大，霧霾很嚴重。我問他：“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頭疼的問題么？”

他想了想，說，“沒有。布拉格有點像童話里的城市，大家的生活比較簡單，下班了就和朋友去喝酒。”

后來這幾天，我發現街上最多的的確是酒吧，每晚在街上走，隔幾步路就是一家酒吧，幾個小伙子在門口聊天，里面也很熱鬧。布拉格的確配得上童話里的城市這個評價。作為哈布斯堡的首都，這座城市的建筑風格各異，保留了不同時代的記憶。

城市不大，人就更少了，只有100多萬人，捷克全國也只有300萬人。人少有很多好處，不用修太高的住宅就能滿足大家的住房需求，三條地鐵就夠，上班高峰期也不擁擠。地鐵里居然有不少是給新書做的廣告，車廂里也有不少人看書。同行的阿樹問我：“你覺不覺得這個城市有種不變的氣質，就是，我不著急，我就在這做一件事情，堅持把它做好。但是在國內，所有的事情都在飛快的變，逼著大家很難靜下來做一件事。”如果國內大部分年輕人還需要為住房、醫療和教育問題殫精竭慮，哪里有合適的土壤去支持區塊鏈這樣冒險的創新呢？如果中國真的富起來之后呢？物質基礎當然重要，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精神可能更重要。中國的精神基礎，可能注定了無法孕育出區塊鏈這類技術。就像李約瑟的疑問：為什么明朝時的中國已經相當富裕，但是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還是在西歐誕生的？答案有很多，挑幾種流派來看：1. 制度差異 西方更注重保護私人產權和專利，發明創新是一件可持續而且有高額回報的事情。中國則是大一統中央制，一切都是皇帝的。2. 文化不同 希臘文化和文藝復興構建了西方文化的底色，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則是尊崇古代，束縛人的自由思想，抑制創新。3. 自然環境和人力 中國人多地少，西方反之，所以中國傾向于發展提高土地效率的技術，而西方則發展提高人效的技術。如今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變的更西化了，我們開始注重保護個人產權，鼓勵創新，但是很多改變只停留在制度層面，文化的改變注定是緩慢的。我們真正進入區塊鏈這個領域的時間并不長，也就九個月，很快就能感覺到這個圈子里的核心文化特點非常鮮明，脫胎于密碼朋克，和60年代的嬉皮士、Hacker一脈相承。他們天然相信一件事情，就像Brand說的：“掌握必須的工具和技能，能夠讓我們更自由，這些工具和技能包括電腦，編程，無線電，互聯網，開源軟件，區塊鏈。有了它們，人類就能在關鍵事務上不用依賴中介機構，可以免于被奴役。”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覺，我反正聽著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語言。的確，我在很多書里能接觸到這些想法，但是在真實生活中，我很少碰到打心底里相信“工具能讓人更自由”的人，談論這一點的人都很少。但是在這個領域，卻是大家不言自明的共識。認真的說，我都不確定上面那段話能不能在微信里發出去。我突然明白了奧威爾在1984里說的創造新語言的含義，沒錯，如果大家沒法討論一個概念，這個概念自然不存在了。擁有這種共識的群體，會以外人看來難以理解的思路來做事。

他們會放棄城市里的生活，轉而去野外聚集成公社，自己動手建造家園，房子，水電，藝術，防衛，所有的一切Start with yourself。他們會堅持做一個供全人類使用的通信網絡，操作系統，加密工具和貨幣，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是無需許可的，哪怕一開始要在性能和易用性上做妥協。其他人可能會問，這些東西有什么用呢？我們已經有很好的生活和工具了啊。他們會回答：有些東西不能用“有用”來衡量，比如科學，自由，人。到目前為止，區塊鏈基礎技術的突破，基本上都來自國外，中國則在交易所、錢包、礦機礦池這些應用領域有亮眼表現。這種局面暫時看不到扭轉的希望，如果區塊鏈果真能在這十年里得到廣泛應用，中國大概率會像之前一樣，又一次錯過底層技術革新，而在應用層大放光彩。可能有人會說，這樣也沒什么不好啊，先讓他們去摸索，等基礎設施搭好了我們再上也不遲，互聯網我們也是后來者，不是一樣有騰訊阿里這樣的世界級公司么？這么做的確是很有效的跟隨策略，規避很多風險，代價是我們的底層技術永遠跛著一條腿，很多地方是一旦落后就很難追上來，比如現在的芯片和操作系統。若干年后，歷史學家也許會重新提問，為什么區塊鏈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我們身處這段歷史中，盡可以睜大眼去看，甩開手去做，卻不知未來的人，會如何評述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