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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機器化加速了社會力量的分化與邊緣力量的形成

首先，我們還是要以一個基本的思維框架來探討這個命題。

按照加拿大學者考克斯在其所著《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的研究說法，生產關系無外乎三個重要內容：統治生產的權力關系、生產過程中技術和人員的組織和前兩者造成的分配形式。而生產中往往有兩個群體，一個是主導群體，另一個是從屬群體，兩個群體之間是相互博弈的。

至于生產過程中的內在發展形式受到勞動力分配方式的影響；爭取控制生產過程的斗爭則由技術所決定。其中，分配方式體現為脅迫、習俗、行政命令和市場化等多種。而技術則建立了勞動過程中指揮者和執行者之間的關系。但技術既影響了社會力量的形成，也至少在同樣的程度上受到社會力量的影響。技術是解決社會中實際問題的手段，但要解決哪些問題和采取哪種解決辦法，這些卻是由掌握權力的人所決定的。

在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時候，掌握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常常是一個關鍵的動機。

從手工作坊到工業化規模生產再到機器自動化，人類的生產活動基本走過了這三個階段。我們通常將手工作坊稱為傳統的“匠人”，盡管我們呼喚“匠人”精神，但實際上是有悖于工業化規模生產的實質精神——低成本高效率規模化。所以，盡管我們口號將“匠人精神”喊的鑼鼓喧天，但事實上沒多少人能真正的去行之的——看看拼多多一旦上市就收到諸多所謂大佬們的擁躉并爭相看好時，可見一斑。

但當用工成本高昂、勞資關系愈發緊張時，生產過程的主導群體自然而言去追捧機器自動化生產，愈發不愿意雇傭更多的工人。同時，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原來的主導群體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利益生態，在這個生態里，包含了生產者、資本家、金融家、自動化機器，以及中介渠道商。他們容易媾和在一起，甚至還有公權力摻雜其中——權貴資本主義。

原來的雇員等從屬群體就被“擠出”。這個從屬群體，在機器自動化的階段，就成為了新的“可能貧困無助者”——他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貧困者，他們同樣有著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但在機器面前卻無能為力。而同時，一大批“自由職業者”也活靈活現地存在著。于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群體的多元化”和“矛盾沖突化”。

這些都構成了新的權力力量的角逐以及權力關系的演變因素。影響社會權力關系的力量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劃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及其他，而是“新的可能的無產者”以及眾多的自由職業者等一起構成了新的“社會力量”。盡管，這樣的“力量”在此時還并表現的明顯。

尤其是當所謂的“中產階級”因為各種原因產生分裂和消亡時，這種“邊緣力量”將會加速形成——除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之外的新中間力量，此時的“工人階級”發生了“改變”，因為機器自動化會加速這一階級的分化和裂變。

應該說，人類行進到今天，我們必須承認生產是具有道德和理性的——無論是契約關系，還是激勵關系，亦或是倫理關系，主導群體和從屬群體都是利益共同體，盡管彼此利益是通過動態博弈而持續進行的，同時通過沉淀下來的各種制度來約束彼此，包括利益的分配機制，從而形成了某些社會關系。

比如考克斯所說的12種生產的社會關系方式：生存型；農民-領主型；原始勞力市場；家庭式；個體經營；企業勞力市場；兩方制；企業組合主義；三方制；國家組合主義；公社式；中央計劃……

無論是從1789年開始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還是從1873年開始的帝國主義競爭的時代，或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我們都必須承認：生產的社會關系，不僅在影響著生產的國際化，同時也在影響著國家的國際化。

自然而言，區塊鏈作為生產關系的變革，也同樣會起到這樣的作用和影響。同時，由于“邊緣、非主導力量”的加速形成，會進一步倒逼和推動這一進程。原因很簡單：“邊緣、非主導力量”需要自己的“歷史舞臺”，他們在機器自動化加速的時代不能甘愿成為“廢物”，而是必須有所改變。

也正因為如此，區塊鏈似乎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樣，他們會死死地抓住不放。雖然沒有多少人能真正說清楚到底區塊鏈技術應用多久才能成熟以及到底在未來釋放出多大的能量，但正如希望之燈塔一樣，人們向光而行，這其實就足夠了。

每一次人類的變革，其實都是從影影綽綽中開始的。千萬別瞧不起百萬反叛的力量。即使這種力量中有“人渣”和“不良者”，甚至也有“土匪”、“流氓”和“吸血鬼”。

讓我們隨著考克斯的理論邏輯思考下：由于生產的結構變化，可能只需要人口的10%到15%，就足以生產社會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在這樣的情形中，凱恩斯的理論就完全不適用了，因為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時常需要創造大量的貨幣需求，以確保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就要求對勞動、收入和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

于是，雙重運動的鼓吹者們和超自由主義與新商業主義形成了沖突和爭吵。前者認為需要給“勞動”以社會價值，后兩者則都是以世界市場來決定生產什么產品這一理論為基礎的，即一切聽市場的。

這樣的爭論，其實在區塊鏈之前，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就如考克斯所說，迄今為止，變革的希望一直以工人階級力量作為政治基礎，而整個20世紀期間社會政策的成就靠的就是工人階級力量的壯大。然而，現在設想建立新型社會的人們卻似乎對工人階級不再抱有希望。因為，工人階級太過分裂，他們中間仍然保有一些權力的分子與現存的制度聯系過于緊密。

實際上，正像我上面在第一部分所說，其他的邊緣力量會進而進入變革力量的視線——歐美有學者稱之為“非階級”，我稱之為“第四階級”——這些人包括所有對現在的社會感到疏離的人們和拒斥（狹義上的）工作即是個人成就的想法的人們——這些人與從前的工人階級不同的是：他們不爭取掌握國家權力，他們只是要采取社會行動——人們開始從實際再生產向著爭取社會發展的機會在轉移，盡管面臨著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等障礙和挑戰。

縱觀經濟歷史進程，從自由主義經濟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再到超自由主義經濟，政府——企業聯盟這種模式，一邊對抗著包括通貨膨脹在內的經濟危機，打造出一個個“巨無霸”和“獨角獸”的企業，一邊又造成了眾多的弱勢和邊緣群體。國家資本主義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站在歷史舞臺的中央。這也是當下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發生動蕩以及正在重構可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管如何，區塊鏈或是從再生產和社會發展兩個方面做到同時進行。如果做到的話，這無疑是人類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又一次歷史革命性的變化——封建社會時期的土地關系到資本主義時期的財產關系，再到如今不確定的大變革大重構時期的人社關系，生產的權力關系以及由此而發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包括國家的國際化關系，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雖然我們并不知道到底會是什么樣的影響，但從歷史演變的軌跡和邏輯來看，“有一個歷史大節點時期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事實：隨著雇主利用機器自動化，減少全職雇員的成本，但同時也在加大合同工和外包的使用——生產和就業的核心有個“邊緣結構”，即核心就業減少、邊緣就業增加，這一趨勢由于經濟危機而進一步加強——勞動力的邊緣化。

這種邊緣化的力量必須努力生存和發展。從比特幣早期的參與者和因此獲益者的人群來看，不難發現有諸多這樣的個體力量的存在。

但不僅僅是個體。在商業叢林中，邊緣力量同樣包括那些“落伍的”或“不入流的”或“郁郁不得志的”企業們——它們同樣需要有機會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如何改變？從生產背后的權力關系革命開始：這些企業的企業主們和雇員及非雇員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主導群體和從屬群體之間的關系，與消費者的關系也不再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系，而是一致性群體關系和自生態社區——從這個角度而言，鏈改是有重大歷史意義、商業意義和社會意義的。

因為，鏈改的本質是重新定義了生產的權力關系。這才是重點所在。同時，遠比幣改更加的具有革命性、思想性和本質性。盡管，鏈改依舊不可缺少通證經濟。

其實，這個問題不在于區塊鏈技術本身，而是更在于生產過程主導群體的看法和作為——背后則是社會權力關系的博弈和進化。

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新技術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正如考克斯所說，主導技術即使是在其最為盛行的時期也不能涵蓋生產過程的全部。它們與其他先前發展起來的技術并存，那些技術各有其不同的生產社會關系，積累是通過生產關系現存的各種主導和附屬方式之間有組織的相互聯系而進行的。

從以熟練手工為基礎的制造業到使用傳送帶技術進行的規模化生產再到自動或連續性生產，對技術的選擇可能會取決于社會的權力關系。正像馬格林說的那樣：“不是蒸汽碾磨機帶來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帶來了蒸汽碾磨機。”

從技術發展史來看，基本存在兩個不同方向：一個是面向大眾市場的標準化產品的大規模系列生產，另一個是為市場不同部分生產不同產品的小規模化生產。但最終還是前者贏得了勝利，一個是成本優勢，效率革命，另一個則是國家備戰所需，而這一點也是重要的。按照考克斯的說法就是，始終是“對消費市場的競爭和國家間的競爭”。

對照下區塊鏈，如果是可以有助于上述兩個方面的競爭，這項技術就一定會得以發展，比如以區塊鏈技術應用的發票，就有助于政府部門的稅收監管。而區塊鏈技術結合大數據并用于溯源的應用，就有助于消費零售市場的競爭。

更重要的是，技術和技術之間的“連接”與“相應”作用，會使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速度加快。新技術不是對舊技術的取代，也不是對其他技術的排斥，而是相互之間有關系，形成新的各自分工，而不同技術的兼容并存則表明有關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系。這也是為什么要極其重視物聯網、大數據、5G以及區塊鏈技術等整合力量的原因。

“對全球生產技術格式的描述就是一張全球權力關系圖。”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鏈改，首先改的并不是技術本身——技術還在繼續成熟的道路上，而是思維的改變以及組織模式與激勵機制的改變。也就是說，基于“人”而進行“關系”的重構和改變。

“人”與“關系”解放，才意味著最大活力的釋放。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創新和進步。從這個角度而言，狹隘的說，公司制的終結以及自生態社區型的誕生是有可能的——“秩序”也將因此而得以重新建構。

但正由于生產背后的社會權力關系的變化的敏感性，以及區塊鏈技術本身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所謂的鏈改并不意味著立即能“落地”和“有效”。恰恰相反，一定是伴隨著亂象和混沌的。

鏈改的本質是社會權力關系的變化，而有兩方面在影響著其走向——一方面需要區塊鏈技術“土壤”的肥沃和成熟，另一方面需要國家的意見和政策。這些都是需要時日，同時有“沙盒期”。

近日，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區塊鏈領導干部讀本》顯得意味深長。這是一個信號。至少，國家沒有排斥和拒絕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技術目前最大的意義在于它的運行機制，通過技術的精巧組合，完成資源的公平分配，從而確保社區的目標一致、成員的行為規范。這給我們看問題、想辦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切入角度和思考路徑”，人民網總裁葉蓁蓁在收入該書中的《從互聯網思維到區塊鏈思維》一文中呼吁業界同人“繼續用發展的眼光看區塊鏈技術，用科學的眼光看區塊鏈標簽,用戰略的眼光看區塊鏈產業，用冷靜的眼光看區塊鏈商機，推動區塊鏈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區塊鏈技術造福人民美好生活”。

無論如何，只要在路上了，尤其是在熊市期間，探索、實踐和爭論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