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征信持牌思路轉向：“信聯”如何“與虎謀皮”通信
“信聯”的籌建顯然是為了解決目前非銀領域信貸數據由于分散不集中衍生的諸多問題，定位在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的重要補充。
個人征信持牌困局出現重大轉機。
據多家媒體報道，包括首批個人征信試點機構中的芝麻信用、騰訊征信、前海征信、考拉征信、鵬元征信等正在聯合百度、小米、滴滴、宜信等互聯網和金融科技領域巨頭聯合成立一家“征信機構”(以下簡稱“信聯”)，實現對互聯網金融和小微金融個人征信的全面覆蓋，而該機構“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進行牽頭建設”。
對此，互金協會和名單中的多家機構均不愿對此進行具體回應。一位涉及機構高層直接表示：敏感，暫時不方便交流，不過其沒有否認該組織的籌備。
“信聯”的籌建顯然是為了解決目前非銀領域信貸數據由于分散不集中衍生的諸多問題，定位在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的重要補充，直接作用則是變相解決此前個人征信牌照“難產”兩年的困局。
在《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的多位行業資深從業者看來，這一方向的出現已經實質否定了此前分批分撥試點的征信市場化發展思路。但在通過第三方協會牽頭，共建共享打破諸如“獨立性”“壟斷”等展業頑疾的同時，新問題也隨之而來――面對一眾民營參與機構，如何做到用市場化的手段平衡各相關方利益?由市場化發展轉而“半官方”牽頭，又是否會影響到市場發展的活力?
普惠金融 知識先行
“信聯”的出現并不突然。
今年1月起，央行征信局局長萬存知開始通過公開媒體頻頻“發聲”。在《中國征信》2017年第1期談及互聯網大數據不能等同于征信時他就直言：這里的關鍵是有些核心問題還未找到解。2月，其在《征信體系的共性與個性》一文中援引世界銀行的研究結論稱，國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征信機構，是由某一個金融機構或某一個企業集團單獨發起成立的。而在4月底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征信管理國際研討會”上，他直接點名已經試點2年的8家個人征信試點機構――沒一家業務合格，“情況離市場需求、離監管要求差距之大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個人征信市場化探索始于2014年，當年4月，央行各地分支機構開始陸續接受個人征信牌照申請。2015年1月，央行印發通知，要求8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正式放行民營機構進入個人征信業。
這種探索的背景，是央行征信中心無法覆蓋市場上銀行領域之外的信貸數據，新興起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對征信信息需求強烈，但無法從央行征信中心獲取數據，存在較大市場缺口。
一位曾經供職上海資信的資深業者告訴記者，其實申請試點的多數機構彼時并不真正了解征信，有的希望拿牌照提高估值，有的為了囤積稀缺資產，這也為此后發展方向埋下隱患。
“需要征信數據的就是信貸機構，大家都是競爭對手，你想采集別人的數據，人家不可能給你，在自由市場環境下征信機構不是獨立第三方并非前置禁忌，而是在業務模式上就根本做不通。”北京大數據研究院金融大數據研究中心專家，央行征信中心原資深顧問李銘告訴記者。
這也是8家試點機構中一些巨頭業務開展并不像大眾想象一樣好的原因。“一些機構雖然在其他維度數據上非常多元海量，但在信貸數據上并不占優勢，早年間識別精度極低，由于獨立性問題其他機構也不愿向其開放信貸數據。”前述資深業者透露，“作為一家征信公司，采集更集中海量的信貸數據是核心。但比如芝麻征信，它不可能采集到平安銀行的數據、微眾微粒貸的數據;騰訊征信，也不可能采集到螞蟻花唄、借唄的數據。”
在李銘看來，征信機構在使用大數據方面受著很多限制，很多的數據信貸機構可以用，但征信機構不可以用。因為信貸機構出借資金承受風險，有權讓借款人讓渡信息，征信機構則不然。
面對市場發展的“意料之外”，監管也急于找到新的解題思路。在前述4月的論壇上，萬存知就給出了一些信號：“假如你是獨立自然人、獨立的企業或者企業集團，金融機構或者金融控股公司，想獨資辦個人征信機構，我們說不行。假如有很多有共同意向的機構聯合起來，共同申辦一個是可行的。”
彼時一位征信機構負責人就曾向記者直言，上述表態應該是為這些機構指明了一條發展方向――聯合持牌。在他看來，這一模式類似于央行構建網聯的思路，其實也是對市場化機構的一種“收編”。而前述資深人士透露，央行確實想把一塊牌照放在互金協會上，“畢竟試點兩年后牌照沒能發下來，需要有一些解決的方案出來，也是對各方的安撫。”
多方利益恐難平衡
目前在各方推動下，多家機構已簽署投資意向書，“信聯”籌建已進入實質階段，機構名稱、公司章程等內容已基本明確，董事長人選也即將確定。不過在業內看來，這仍是一個稍顯理想化的方案。
“成立公司非常容易，但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卻極其艱難。”算話征信CEO蔣慶軍認為，其難度可謂與虎謀皮。
蔣慶軍早年間曾任上海資信公司研發中心負責人。在他看來，比照央行征信中心通過第三方協會發起成立信聯不是不可以，但市場環境與彼時完全不同。“央行征信中心是通過行政力量干預，參與方是具有國家和地方政府背書的商業銀行，但信聯的參與方是坐擁數據的民營機構，通過什么方式讓他們共享數據，顯然需要照顧到各方特別是巨頭的利益。”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擁有數據多的機構顯然不愿意先參與到這個共享體系中――因為利益受損最大，“如果我貢獻了1000萬數據，但其他家數據一共才500萬，顯然參與進來是吃虧的。”
怎么平衡多方利益?在蔣慶軍看來，無法簡單用行政命令去要求，唯一的途徑就是“形成市場化價值”。他以算話征信的市場化做法為例，通常是先談下幾家小的信貸機構，再用這些小機構的數據換來一家中型機構的數據，再用沉淀下來的數據與大中型機構談判，最終當平臺數據量達成一定規模后，去交換巨頭的一部分數據。“這是一個非常繁瑣的利益協調過程，必須讓每個參與方看到價值、獲得價值。”但在他看來，協會的官方背景可能會與民營機構的需求出現錯位。
從國際經驗看，征信的展業原則在于互惠與對等。“貢獻什么查什么，不是從范圍上，而是從屬性上――比如你貢獻的是黑名單而不是白名單，你可以查詢的同樣只能是違約類信息，如果你貢獻的只是概要信息，你同樣可以查詢的是其他人的概要信息。”李銘告訴記者，“貢獻度不同，得到的收益不同，可能會表現在價格上，而不是查詢范圍上。體系內的成員，任何機構享有平等的待遇。”
在李銘看來，由行業出面牽頭的一個局限在于――數據的來源會受到限制。比如央行征信中心數據，數據來源于銀行體系也只用于銀行體系，不會給互聯網金融、零售、水電煤等行業。這實際上并沒有徹底打破數據孤島的難題。
不過，包括李銘和蔣慶軍在內多位征信行業人士均承認，個人征信需要數據集中不能碎片化，負債數據整合在一起才有價值，從這個意義上看，信聯成立的初衷和方向是正確的。“有競爭的市場才是健康的市場，希望信聯的成立不會影響到征信市場的活力。”一位資深行業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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