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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已經成為近年來的新事物，對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既構成挑戰，也形成了潛在的動力。有些國家將數字貨幣納入重大金融創新的范疇，有些國家出臺了嚴格的監管措施進行管制，世界各國對數字貨幣尚未形成共識。社會對于數字貨幣的態度褒貶不一，當前數字貨幣尚難以簡單用好還是壞來評價。與其他事物一樣，如果能夠規避數字貨幣不利方面，放大其積極的影響，那么數字貨幣就有可能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問題所用。

數字貨幣與中國金融問題的契合點

結合中國的實際來看，雖然中國央行對于比特幣等民間數字貨幣的發展持比較謹慎的態度，但卻在積極研究開發官方數字貨幣，表明中國央行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的重視，然而，截至目前，官方數字貨幣卻遲遲未能推出，這或許有其技術不成熟的問題，但也突出了該應用可能并不緊迫的因素，因為官方數字貨幣的應用仍然有待研究。從這個角度看，積極尋找官方數字貨幣的應用構成了數字貨幣能否較快發展的動力。

縱觀全球，世界主要國家仍在探索數字貨幣的應用，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案例。在此背景下，中國如果能夠在數字貨幣方面加快探索相關應用，尋求數字貨幣對當前重大經濟金融問題的解決方案，那么中國不僅有望引領全球率先探索一套數字貨幣運行模式及應用實踐，也能由此為數字貨幣的研究發展提供重要的動力。潛在問題是，數字貨幣的應用在哪里？很多創新的出現不僅自我創造新的應用，而且對傳統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因而，數字貨幣對中國的價值有一個重要角度就在于它能否解決當前中國金融的問題。

要厘清當前中國金融的問題，就有必要對中國金融當前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金融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撐，但也面臨著不少的挑戰。最重要的挑戰就是中國貨幣供應太高的問題。金融危機至今10年左右的時間里，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及中國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資產都增長了至少一倍以上，表明近10年來全球主要經濟體投入貨幣總量超過了以往所有時間投入的貨幣總額，表明近年來市場貨幣供應不是不足而是比較寬松。

當前中國央行的資產已經超過美聯儲、歐洲央行及日本央行，高位運行的貨幣總量與有待完善的金融制度結合之后，形成了當前中國金融突出的幾個問題。

一是金融未能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資本體外循環的挑戰突出。二是大量資金通過商業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進入社會，引發了高杠桿問題。三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貨幣緊縮與擴張未能高效解決經濟社會的痛點，房地產價格高位運行等問題突出。雖然近年來政府在積極尋找解決金融問題的對策，但當前相關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既為數字貨幣的創新實踐提供了重要空間，數字貨幣等創新也為相關金融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希望。

潛在問題是，如何用數字貨幣來解決當前中國金融面臨的挑戰？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分析當前中國金融問題與貨幣體系的關系，因為數字貨幣本質上是對貨幣體系的深層次調整，而貨幣體系又是金融制度的重要基礎，金融制度的很多問題與貨幣體系有著深層次的內在關系。現在來看，不管是高杠桿的問題，還是資本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的問題，或者是房地產價格高位運行的問題，這些都有著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無法追溯貨幣的流向，導致無法對貨幣動向進行研判，事后也很難追責。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與傳統貨幣的重要區別在于，數字貨幣的流向具有可追溯性，數字貨幣不需要金融中介進行集中式的記賬管理。不管是中央銀行發行的官方數字貨幣，還是民間的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從創建流通之后，便具有完整的身份屬性，即該數字貨幣的產權歸屬，不必借助商業銀行等中心式的賬簿，每個數字貨幣都有關于該貨幣流轉的每個環節的信息，可以再現數字貨幣的運行軌跡，上述種種新的特性為解決當前中國的金融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官方數字貨幣解決中國金融困境的三重邏輯

從上面的分析發現，數字貨幣有可能通過貨幣渠道解決中國金融面臨的挑戰，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政府正在研究官方數字貨幣發行的問題，這為借助區塊鏈技術解決當前金融問題創造了可能性。雖然民間的數字貨幣也是基于區塊鏈技術，也具有解決金融問題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國等國家對于數字貨幣還比較謹慎，為了避免一步到位采用民間數字貨幣可能帶來的未知挑戰，當前可以通過創建官方數字貨幣的方法，將區塊鏈技術運用于當前金融問題的解決之中，由此推動當代金融創新及金融問題的解決。

首先，關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及防范金融風險的問題。一方面，通過發行官方的數字貨幣，可以監控數字貨幣從創建之初到進入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過程，對于每個數字貨幣是否長期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的情況將有著全面的掌控。對于長期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的數字貨幣，可以監控其基本運行特征，尋找這些貨幣未能進入實體經濟的原因及特點，精準定位這些貨幣的所有權屬，通過相關的政策調整或者風險警示，提示有關市場主體重視相關資產的管理問題，由此助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加強對各種顯性金融風險的壓力測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應對風險的能力。然而，結合實際情況來看，最大的風險往往來自于沒有納入監管的真空領域，各種超越金融監管的創新，促使資金大量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促使相關部門無法對這些問題進行壓力測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央行推行數字貨幣，理論上講，央行就可以監控到貨幣運行的全過程，監管機構就可以掌控全方位的貨幣流通信息，可以最大限度的壓縮監管的真空，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不確定性風險的問題。

其次，關于去杠桿的問題。通過緊縮去杠桿可能構成宏觀經濟的下行壓力，通過通脹去杠桿又可能出現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未來要實現去杠桿的目標，不能僅僅著眼于降低社會杠桿率，而應更加注重杠桿的結構調整，使得政府、企業與居民的杠桿率相對平衡。當前杠桿率的突出問題是企業的杠桿率較高，政府希望通過債轉股的做法降低杠桿率，但債轉股容易誘發道德風險，有些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尤其是僵尸企業最終需要退出市場，但由于債轉股可能使得有些企業渾水摸魚，出現道德風險，最終可能將風險轉嫁給商業銀行，導致商業銀行對債轉股的積極性不高。在此背景下，政府希望通過降低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為商業銀行提供增量資金，以此推動債轉股等去杠桿政策的加速落實。

然而，雖然定向降準實施債轉股的增量資金屬于“帶帽”資金，不大可能進入其他領域，這在理論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忽視了資金的擠出效應，即“帶帽”資金可能將原來用于支持債轉股的資金擠出，使得這些資金通過市場被擠出之后，可能進入房地產等回報較高的行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采用數字貨幣可以較好地解決相關問題。央行通過實行數字貨幣，促使商業銀行的資金在各個環節上都可以追溯，如果發現相關資金進入債轉股領域，同時又有大量資金從先前支持債轉股的領域出來，那么就可以對金融機構等相關部門進行警示，提高債轉股資金的效率，解決當前可能面臨的“帶帽”資金擠出問題，讓去杠桿資金能夠真正服務于去杠桿的目標，切實緩解企業杠桿率過高的風險問題。

第三，關于貨幣政策效率的問題。一方面，數字貨幣對提高貨幣政策空間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傳統貨幣政策通常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如果商業銀行的利率低于零利率，那么儲戶可能傾向于將資金從銀行提取出來而在家里存放現金，從而可能出現流動性陷阱的問題。但如果央行采用數字貨幣，那么央行對數字貨幣的利率調控將可以突破零利率的限制，因為數字貨幣沒有類似現金的貨幣可以存放于互聯網生態之外，從這個方面看，數字貨幣提高了貨幣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數字貨幣對于提升貨幣政策效率方面也有著重要的作用。貨幣政策通常具有總量意義，較難在結構上進行精準調控，因為傳統貨幣政策通常采用數量型與價格型的政策工具進行調控，但不管是哪種工具，貨幣政策都面臨著如何影響具體微觀主體的問題，這就決定了傳統貨幣政策的局限性。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如果采用數字貨幣體系，那么央行就可以通過數字貨幣精準對社會某些重要的領域進行貨幣調控，同時可以監控相關貨幣資金是否確實按照貨幣政策指引進入所期待的領域，由此將大大提升貨幣政策的效率。

綜合來看，數字貨幣雖然可能挑戰傳統的金融體系，包括金融監管體系，但數字貨幣代表著貨幣體系的巨大創新，能夠為傳統金融監管體系及貨幣體系提供重要的手段，監控或者引導社會資金流向，避免資金游離于監管體系而滋生不確定性風險，又能夠更好的實現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目標。從中國當前金融運行面臨的挑戰來看，數字貨幣能夠為相關問題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數字貨幣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促進全球金融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