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荒+資金荒：中小銀行如何突圍回歸本位?金融
其所在銀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資產率將不低于1%，有30%的城商行利潤增速在20%以上，銀行利潤少了。
6月將迎來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一些中小銀行早早就忙碌起來――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標資產泛濫、少人接盤的教訓，這次要趕個早集。脫胎于城市
多年高歌猛進之后，金融“去杠桿”迎面而至，以城商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如何渡過時艱，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位？
“一季度MPA考核沒達標，二三季度也很難。只能看年底努力了。”一家北方地區城商行董事長說，只能賣掉大量高收益資產，“很心疼”。
6月將迎來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一些中小銀行早早就忙碌起來――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標資產泛濫、少人接盤的教訓，這次要趕個早集。
而此前，從3月28日至4月12日短短兩周內，銀監會連發《關于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份文件，從服務實體經濟、監管處罰、防控風險等方面“去杠桿”，大批銀行承壓，尤其是以城商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
“監管越來越嚴。”前述城商行董事長表示，十多年來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壓力――以前還只是盈利壓力，盤算著如何活得更好。如今實體經濟有待振興、不良貸款飆升、利差明顯收窄、產品嚴重同質化、新金融競爭白熱化和團隊建設滯后等一系列難題疊加。
在對四川、河南、河北等多省市調研中，《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發現，中小銀行普遍感到“緊日子”來了。
脫胎于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的城商行、農商行，曾歷經了2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城商行總資產2016年末達到28.24萬億元，為1995年的40余倍，近十年來每年的資產增速均超過銀行業均值，近五年更是翻了一番。城商行數量最高峰時達150家，兼并重組后也有133家。
規模膨脹的同時，近年卻現利潤下滑和資本充足率之憂。早在2015年，39家城商行就出現利潤負增長，主要分布于東北、西南、西北等非沿海地區。有監管人士表示，其生存實況和真實風險還有待全面摸底。
部分中小銀行試圖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轉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術不靈、人才不強等問題，有的簡單停留在“理財超市”概念上。
在防控金融風險被擺上更重要位置的當下，作為中國銀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銀行的前途關乎全局。
不再是“香饃饃”
中小銀行牌照和股權曾為資本熱捧，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有三家西南、西北地區城商行大股東先后“易手”，近期又收到山東兩家地級市城商行待價而沽的消息。
其中一家截至2016年末的資產總額約600億元，較年初增幅20.53%，且凈利潤約4億元，此次出售其50%控股權，出讓底價約45億元；另一家凈資產77億元，凈利潤7.8億元，以底價92億元出售總股本的40%。
“銀行不再是‘香饃饃’。”一位銀行大股東負責人說，“小銀行生存都難。”
以城商行、農商行為主體的中小銀行，脫胎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其中，城信社自1985年誕生至1994年末飆升至約5200家，不良率飆升。199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通知》，由央行主導將全國的城信社整合為城市合作銀行，后又陸續更名為城市商業銀行。而農商行，眼下仍有一部分未完成改制，還保留著農信社體制。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4月，我國銀行業總資產232萬億元，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分別占比12.6%和13.5%，兩者之和占比26.1%。前者的資產增速高達21.3%，遠高于同期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9.9%和13.5%。
高擴張的背后，風險也逐漸顯現。
其一，高利潤時代結束，且分化明顯。
宏觀經濟背景下，以民營企業和周期性產業為主要客戶的中小銀行受到沖擊。城商行一季度資產利潤率已跌至全行業谷底0.88%，明顯低于同期國有大行的1.15%。
民生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有3家城商行資產增速為負（分布在遼寧和寧夏），39家城商行利潤增速為負。今年2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6）》（下稱《報告》）顯示，受訪的銀行家預計，未來三年的營業收入與稅后利潤將明顯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預計兩者增速將低于15%，約七成的人預計將低于10%。
“困難較多，且分化明顯。”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淼表示。
例如，從2015年開始，有30%的城商行利潤增速在20%以上，也有33%的城商行利潤負增長。兩個梯隊中，最高利潤增速可達100%，最末尾則低至-100%。
其二，中小銀行成為“資產荒”中的弱者。
2015年以來，“資產荒”成為銀行業的共性難題，并非真的無資產，而是負債成本攀升，優質資產匱乏。
一方面，傳統的投資類資產中，貨幣基金收益僅約2.5%，股票和大宗商品風險增大，銀行委外理財中的債券、存款、非標債權類資產仍占據近八成。另一方面，授信類資產中優質貸款利差低，非標資產中房地產等高收益也在下降，加之監管政策不斷收緊，“好資產”驟然萎縮。
對“好資產”的獲得能力是銀行生存的關鍵。相較于大行，中小銀行難言優勢。
貸款方面，房地產調控抑制了居民貸款，使得政府投資成為銀行信貸擴張的主要渠道。但政府基建項目通常金額巨大，銀監會規定須組織銀團貸款，這就引發了大小銀行間的資源爭奪戰。
“小銀行很難獨自承接大型基建項目，分一杯羹都很難。”河北某城商行董事長說，中小銀行因信息不對稱和議價能力低等明顯劣勢，多數只能靠銀團貸款分得一點授信份額。
其三，經濟降速，股東們亦面臨流動性緊張。
“銀行利潤少了，就無法再像以前那樣拿利潤來補充資本金。”董希淼說。
具體來看，資產利潤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使得資本充足率深陷困境――前述銀行股東負責人表示，此前IPO停擺消磨了股東們對資本回報的信心，盡管少量銀行也以登陸H股、發行優先股、發行一級和二級資本債等方式進行緩解，但體量遠遠不夠，“一些‘雞肋型’銀行，不如賣了。”
主要風險何在
一位知名會計師事務所人士介紹，個別中小銀行的真實壞賬率比想象中還高，僅他經手的就有一些壞賬率超過10%，且還往往要求他們美化財務報表，“這樣的生意我們不敢再接。”
前述《報告》顯示，超過60%的受訪銀行家認為，其所在銀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資產率將不低于1%，且風險尚未觸頂，尤其東北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其中，最可能爆發產能過剩行業的信用風險，且資產負債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撐，可能使得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疊加。2013年以來，城商行的關注類貸款比例從2%升至3%以上，少數銀行（如漢口銀行、柳州銀行、濰坊銀行等）甚至超過了10%。
“壓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區城商行高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該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國均值，但仍不敢放松――“樂觀估計，中部地區的拐點至少要等到2018年。”
原因在于，東南沿海的金融風險點暴露較早，2015年才傳導至中西部地區，加之眼下推進金融去杠桿，又增加了新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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