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FB等巨頭越做越大，專家：政府該不該管管呢通信
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科技巨擘正在改變美國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也已經顛覆了多個行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很大的影響。
7月19日消息，南加州大學傳播學院創新實驗室榮譽退休教授喬納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科技巨頭能阻擋嗎？”的文章。文章稱，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科技巨擘正在改變美國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也已經顛覆了多個行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很大的影響，但它們的所作所為卻鮮少引起公眾討論或者監管機構的審查。強者愈強，要改變這種情況并非易事。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有時候，很難想象科技巨頭們統治全球經濟的速度究竟有多快。按市值來算，10年前只有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入圍全球最大的企業榜單，它就是微軟。而現在，全球最大的5家企業榜單通常都被蘋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亞馬遜、微軟和Facebook霸占。
科技巨頭們的崛起之迅猛令人震驚，而這一切還遠遠沒有結束。未來的一大問題在于：它們不斷擴張的統治力將會如何影響其它行業和勞動力市場呢？
過去十年間，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已經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創意經濟――記者、音樂人、作家和制片人。未來十年，這些科技巨頭也將利用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統治力顛覆諸多的服務經濟領域，其中包括交通運輸、醫療和零售。會帶來什么后果呢？簡單舉個例子，高盛最近發布報告稱，無人駕駛汽車（谷歌和蘋果都在開發的一項技術）20年或20多年后每年淘汰的工作崗位可能將高達30萬個。
到人工智能革命引發大面積的失業之時，我們會做好準備嗎？政治家們在回避這一問題，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奇恩（Steven Mnuchin）最近向新聞網站Axios的邁克?阿倫（Steven Mnuchin）表示，勞動力市場100年內都不會發生任何的重大變化：“我想，從現在來看，人工智能接替美國的工作崗位是屬于未來的事情。我們距離那還很遙遠，它甚至都不在我的關注范圍內。”在今年早些時候在加州舉行的Code大會上，知名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也駁斥了這種“謬論”。“這是一種反復出現的恐慌。”他說，“這種恐慌每25年或者每50年都會出現一次。人們都在為‘機器將會接管所有的工作崗位’而感到煩躁不安，但那種情況從未發生過。”
先不論這種說法是對是錯，事實上，我們正在快速奔向AI時代，但現在卻幾乎還沒出現過任何圍繞它的影響的政治辯論或者政策性辯論。數字技術對于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質量已經變得十分重要，但該類技術的設計、運行和開發方式卻從來不是大家公投決定的。那些決策大都由谷歌、Facebook、亞馬遜和其它領先的科技公司的高管和工程師作出，然后施加于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很少受到監管機構的審查。這種情況是時候要改變一下了。
誰將贏得AI爭奪戰呢？目前已經跑在前面的公司包括：谷歌、Facebook和亞馬遜。正如AI風險投資家李開復最近在一篇《紐約時報》專欄中所寫的，“AI是一個強者愈強的行業：你擁有的數據越多，你的產品就越好；你的產品越好，你能夠收集的數據就越多；你收集的數據越多，你能夠吸引的人才就越多；你能夠吸引的人才越多，你的產品就越好。”
三大巨頭如何崛起
亞馬遜今年早些時候在西雅圖推出食品雜貨自提服務AmazonFresh Pickup
三大科技巨頭已經悉數進入其它的經濟領域。亞馬遜上個月宣布計劃斥巨資收購全食超市（Whole Foods），引起極大的關注。Alphabet旗下的Verily（前身是谷歌生命科學）正在打造一系列的醫療設備，從面相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監測隱形眼鏡到機器人手術系統。Alphabet旗下的無人駕駛汽車部門Waymo（最早創建于谷歌）已經在與Avis合作管理其即將到來的無人駕駛汽車車隊。作為品牌延伸計劃的一部分，Facebook打算今年晚些時候推出包括電視劇在內的原創節目。
這種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數字壟斷公司的崛起要追溯到2004年8月，當時谷歌通過IPO（首次公開招股）融資19億美元。那一年年底，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場的份額只有35%；雅虎有32%，MSN有16%。時至今日，谷歌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達到87%，在歐洲更是高達91%。2004年，亞馬遜實現凈營收69億美元。2016年，它的凈營收接近1360億美元，如今占據整個在線新書市場（包括紙質書和電子書）65%的份額。在移動社交網絡領域，Facebook及旗下子公司（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合共掌控美國75%的市場。
這種市場變化導致大量的經濟收入被重新分配，經濟價值從內容制造商轉移到壟斷平臺的所有者手里。根據美國唱片工業協會的數據，自2000年以來，美國唱片音樂年營收已經從近200億美元下降至不到80億美元。美國報紙廣告收入從2000年的658億美元大幅萎縮至2013年的236億美元。圖書出版收入與以往持平，但這主要是因為兒童圖書銷售額的增長彌補了成年人讀物的銷售下滑。
從2003年到2016年，谷歌的營收從15億美元左右上漲至大約900億美元。根據Zenith的數據，谷歌如今是全球最大的媒體公司，2016年廣告收入達到794億美元。Facebook位居第二，去年廣告收入為269億美元，與谷歌還有很大的差距。
內容制作商收入劇降與消費者的內容偏好變化毫無關系。人們并沒有在減少對新聞、音樂、圖書、電影和電視劇的消費。是數字壟斷公司收入的顯著增長導致了內容制作商收入的大幅減少。兩者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2016年第三季度，Facebook或者谷歌所擁有的公司合占所有新數字廣告收入的90%。華爾街日報近期也撰文指出，“谷歌與Facebook‘雙頭壟斷’格局的潛在挑戰者沒有一個的全球數字廣告市場份額達到3%”（除了幾家中國公司以外）。
這種極致的壟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報章雜志和其它內容制造商的衰退，這些公司如今終于開始發起反擊了。7月初，代表美國和加拿大報刊出版商的新聞媒體聯盟（News Media Alliance）呼吁美國國會允許他們代表整個行業就收入、用戶數據和新聞分發問題與谷歌和Facebook進行談判。
2015年5月13日，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州山景城進行演示
廣告主詬病的不只是壟斷本身，還包括谷歌和Facebook的整個計價系統。AdNews最近報道稱，相比電視廣告使用的標準，Facebook視頻的“可見度分數”低至只有2%。換言之，用戶滾動看到的廣告看短短兩秒鐘，就算是“觀看”，Facebook就要計費；相比之下，電視行業的標準是30秒鐘的廣告必須完整看完，才算“觀看”。
但實際上，竟然有廣告機構會付費購買這些廣告。然而，國際品牌不能承受拒絕主導性平臺帶來的后果。它們愿意溢價購買這種特權產品，盡管Facebook和谷歌均拒絕采用電視和報紙廣告的標準：讓第三方來測量它們的廣告系統。
這種透明度缺失在“假新聞”泛濫成災一事上也得到了體現――即在線虛假消息的人為傳播，往往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Facebook對于假新聞泛濫背后的推動勢力所知道的可能要比它公開披露的多得多。正如牛津大學的兩位研究者菲利普?霍華德（Phillip Howard）和羅伯特?格爾瓦（Robert Gorwa）最近在《華盛頓郵報》專欄中所寫的，Facebook“擁有元數據來準確鑒別假新聞賬號，它們在哪里運作，那些用戶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關注哪些事情。他們的數據科學家可能能夠帶來情報機構無法帶來的一些洞察。”
谷歌方面，它的AdSense軟件為2016年大選期間在網上大量傳播假新聞的東歐用戶帶來了很多的收入，因此該軟件知道他們的IP地址，很多情況下也知道假新聞提供者的銀行賬戶信息。
隱私問題
隱私是即將到來的革命將前所未有地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人們普遍認為，美國人不再在乎個人隱私了。正如《連線》雜志創始編輯凱文?凱利（Kevin Kelly）2014年所指出的，“如果說今時今日的社交媒體有教給我們我們自己作為一種物種方面的知識的話，那就是人類的分享沖動壓過了保護個人隱私的沖動。”
然而，我們會準備好接受科技監控我們日常生活的種種新方式嗎？生物倫理學家們擔心，你的智能手機上用來記錄你爬樓梯級數的加速計，也會記錄帕金森癥患者特殊的顫抖情況。要怎么阻止那些信息被醫療保險公司或者雇主獲取呢？說真的，他們什么時候會從給愿意佩戴健康監測手鐲（比如Fitbit手環）的人提供保險折扣，發展到要求你佩戴這種設備呢？。
4月18日，Facebook F8開發者大會上與會者使用Oculus虛擬現實頭盔
Facebook最近宣布，它正在嘗試開發“光學神經影像系統”，目的是讓用戶只需要腦袋想一想就能操控他們的數字生活。如果Facebook真的能夠做出這種腦機界面，我們會真的準備好接受企業如此來接入我們的想法嗎？
用戶隱私方面的問題不久以后將會進入到人工智能的討論范圍內。谷歌已經將機器學習技術應用于Google Assistant（目前在Android手機上提供）、Google Home智能音箱和智能手表等Android Wear配件。隨著我們日益依賴于支持語音控制的“個人助手”，我們將會將越來越多的個人生活私密信息交給谷歌，供后者進行數據挖掘。6月末，該公司宣布它將停止將瀏覽用戶Gmail郵件作為個性化廣告的數據來源――同時也承讓，它在其它來源上有足夠多的用戶數據，因而能夠繼續在Gmail上定向投放非常精準的廣告。
我們不應該對Alphabet撤下谷歌“不作惡”的早期信條大驚小怪，但我們還是需要問問硅谷的巨頭們有沒有在考慮數字革命的道德框架。科技巨頭統治經濟背后的驅動原則似乎往往就是自由主義大師艾茵?蘭德（Ayn Rand）的那句吶喊，“誰會阻止我？”
硅谷以外的世界需要開始嚴肅對待這些問題。鮮少政治家愿意探討AI和機器人引發大面積失業的可能性，但有其他人在提出明晰的政策建議。AI投資者李開復舉例說，“AI造就的財富很大一部分將不可避免地轉移給那些工作崗位被替代的人。這似乎只有通過凱恩斯主義政策才能實現，即增加政府支出，政府收入可能來自對富有的企業征稅。”
從當前的政治動向來看，實行這種龐大的新福利項目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但我們無法承受忽視這一問題帶來的后果。正如姆努奇恩所說的，數以百萬計“我們甚至還無法想象”的新工作崗位將會在未來十年里奇跡般消失。2018年及以后的總統大選迫切需要解決大型科技壟斷公司崛起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影響。
反壟斷執法
部分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是進行更加嚴厲的反壟斷執法。6月末，歐盟對谷歌課以27億美元的反壟斷罰款，并明確指出，它的目標是維持市場的競爭。美國監管機構則實施要求相對沒那么高的標準，只有構成對“消費者福利”的損害才會采取反壟斷行動。
硅谷歷史本身也能夠帶來一些指示。要是沒有三起影響巨大的反壟斷訴訟，過去半個世紀令人驚嘆的技術革命絕不會發生。1956年，AT&T簽署和解協議，該協議迫使它向任何的美國公司免費授權它旗下所有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專利（晶體管、激光、蜂窩系統、衛星、太陽能電池等方面的專利）。這些技術后來催生了諸多大公司，比如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摩托羅拉、德州儀器、英特爾和Comsat。
1970年代，美國司法部向另一家科技巨頭下手：控告IBM在計算機市場的垂直壟斷。司法部沒有在該長達13年的訴訟中占得上風，但IBM最終同意允許其它的公司為它的計算機開發軟件。在PC被開發之時，IBM將它的操作系統開發工作交給來自西雅圖的兩位年輕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保羅?艾倫（Paul Allen）。IBM當時仍然認為其業務的核心是硬件，而微軟的崛起則證明他們是錯的。后來的故事就盡人皆知了。
最后，1998年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訴訟聚焦該公司強制Windows用戶使用微軟自家的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的行為。微軟最終簽訂和解協議，Internet Explorer不再是Windows唯一的一款瀏覽器。要是沒有該和解協議，谷歌會永遠都無法取得它今時今日的統治地位。
顯而易見的歷史教訓就是，反壟斷行動往往能夠促進創新，而不是制約創新。這種教訓在我們的時代還有待被重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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